各位是不是单听到这两个名字，就本能地感到了其二者的明显反差?作为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的“暴君”，杨广简直可以说是各朝帝王里最典型的“负面教材”，史书中只要一提到他，几乎就都是穷奢极欲、荒淫无度类形容，连像完善科举、开凿运河这类对后世影响深远的“业绩”，也基本无法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。
反观唐太宗李世民，则是被后世广泛赞颂的一代“英主”，他凭借自身的雄才伟略、励精图治，带领着一众名臣开创了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使得“盛唐”之华景成了中国君权政治的历史巅峰。
唐太宗像
的确有点像
但实际上，对隋唐历史有所了解的人，就会发现二人实际从发迹到制政再到晚年，都有很多相似的“人生污点”：
首先，二人都是通过如出一辙的非法手段获取皇权。杨广诬陷太子杨勇致其被废，假传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，此后还将自己的十个侄子全部杀掉;李世民则是通过玄武门之变，诛杀了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，登上王位后也将其二人的子嗣全部诛杀。
其次，军事方面，二人都犯过穷兵黩武、好大喜功的毛病。以征高丽为例，隋炀帝在大业八年(612-614)至大业十年间三次讨伐高丽均以失败告终，置民生疾苦于不顾，最终导致各地农民起义的兴起。再看唐太宗这边，贞观十九年(645年)御驾亲征高丽，战争打了半年不但未能征服高丽，还是得唐军损失严重;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派牛进达率军进攻高丽，仍无果而返;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不顾宰相房玄龄的临终恳求，预备次年发军队三十万再次讨伐，结果却造成了四川雅、邛、眉三州的山獠暴乱，直到次年病亡，征伐高丽的事情才得以暂停。
影视剧终的李世民
再次，在情欲本性层面，二人也不相上下。历代史书中的亡国之君大抵都是贪婪骄纵、好色淫靡的形象。这一方面，《隋书》中对隋炀帝的描述主要在两件事：
一是贪图南朝陈后主的宠姬张丽华的美貌并想要纳其为妾;
二是在他老爹隋文帝病重时，想要强迫他的小妈，隋文帝宠妃陈夫人，犯了淫庶母之大逆不道之罪。
反观李世民，真的好不到哪去，他先是贪图自己亲弟弟(李元吉)之妃杨氏的美貌，并将其纳为己妾;同年又在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造反被诛后，夺其美姬收为后宫。
杨广
最后，关于肆意挥霍，二者也只是形式不同。隋炀帝在位期间是典型的能折腾，伐高丽、营东都、凿运河、南游北巡视等举措无不是滥用民力、劳民伤财的损招，被历史扣上了贪婪荒诞的帽子。对于这一点，唐太宗虽然表面上收敛了很多，且有意吸取隋炀帝的教训。但皇帝毕竟是皇帝，有钱不花我等什么?实际上，其也曾因修建洛阳宫而劳民伤财，还纵容自己的儿子享乐，下诏说“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，所司勿为限制。于是太子发取无度……”。
从以上种种史实可以略见，李世民较之杨广，该做的事真没少干几件，站在天子之位，人性之贪婪与自私并无过多收敛。
儒家王道的极拷问
那么二人的历史评价究竟为何会呈现如此“两极分化”，今天二哥就试着从儒家王道思想中的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角度入手，对上述问题发表几点薄见。
天时方面，二人本质的差别是“一兴一亡”。
隋炀帝是亡国之君，不但没有把自己老爹留下的江山坐稳，甚至还没有节制的肆意挥霍，加之在位期间天灾不断，黄河泛滥、关东受灾，导致生灵涂炭、生灵涂炭，给各系反对势力提供了充分的“造反”理由。唐太宗李世民的继位虽算不上名正言顺，但其在夺取皇权后却特别喜欢将杨广的失败经验作为反省自身的“负面教材”，将“以史为鉴”转化为了自己实施皇权统治的指导思想，打了个完美的“时间差”。此外，自古成王败寇，《隋书》是唐太宗的信臣魏征负责编写的，掌握了话语权的当权者，通过丑化前朝君主的昏庸腐败来强调自身统治的正统性，几乎是历史之惯用伎俩。
地利方面，从宏观历史和地缘角度上讲，唐太宗的伟业可以算作世代民族融合的积淀和和升华。
隋朝的南北一统，客观上为唐代的大一统起到了铺垫作用。且在李世民夺取皇位之前，李家父子就已通过多年征战，平定了隋末的各路起义军。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果;败宋金刚、刘武周，收复并、汾失地，消灭北方地方军阀;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;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，比起隋炀帝面临的四面楚歌，唐太宗李世民在上位之前就已扫清了各路障碍。边疆问题上，李世民本身就有部分外夷血统(母系中有部分鲜卑成分)，在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历史背景下，催生了其“华夷无猜”、“爱之如一”的治边观念，这样一来，国土的最终一统便也显得顺理成章。
人和方面，这一点可以说是二人最大的差别所在。
隋炀帝生性嫉贤妒能、刚愎自用、排斥进谏，其曾公然向大臣虞世南宣告“我性不欲人谏。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，以求当世之名者，弥所不耐。至于卑贱之士，虽少宽假，然卒不置之于地”，明确表态自己不喜欢听取大臣的谏言。此外杨广还十分自负，高颎和贺若弼两位忠臣，因为对隋炀帝纵欲声色、大兴土木、讨好突厥等有所不满而私下议论，就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罪而先后诛杀。自此，隋炀帝身边仅存一帮阿谀奉承、贪得无厌的宵小之徒，再无忠君为国的忠臣良将。
与隋炀帝形成鲜明对照，唐太宗是历代帝王中“知人善用、从谏如流”的典范，面对掌权初期构成复杂多样的朝野群臣，唐太宗选择了顺势而为，因势利导。善于树立正面典型，引导臣子的忠君之心，同样借助与前朝的对照来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。在他的核心统治集团中， 有善于谋断的房玄龄、杜如晦，精于军事的李靖、李勣，敢于谏诤的魏徵，以及长于识人的王珪等人。这是一个配合默契、结构精炼的高效领导集团，分工明确、权责一统，作为权力中心的李世民，与群臣各司其职，形成了“君臣共治”的政治风尚。
可以看出，从人之秉性上讲，隋炀帝和唐太宗的确难说有什么本质差异，但唐太宗的贤明知理、张弛有度的统治思想，更适合中国古代儒学以道德仁义为制政基础的王道观念，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共同作用下，李世民摒弃了隋炀帝的治世弊病，巧妙地把握了历史的风向。可以说，正是杨广的失败教训进一步反衬了李世民的“伟光正”形象，终使李世民留下千古美名。